一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作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不动声色地球探体育比分：。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哈佛大学校长鲁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 喊住他， 和他握手，寒暄，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挟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我的汉学家朋友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象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员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汇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贲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队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交谈，并一起翻阅他著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