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 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

陈伟华告诉父亲，“我愿意回去当老师。”父亲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1985年，陈伟华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酷爱玩核桃和评弹

“爸爸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爸爸就想到，能不能找两个核桃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公社的老乡一说，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头大的送给爸爸。”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陈云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全面停演传统评弹，仓促上演新编书目的局面，但新编书目内容粗糙，质量低下。1959年后，陈云大胆提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文艺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艺作品流于枯燥严肃。陈云风趣地说：“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点笑话。”

“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陈伟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