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该怎样评价宦官及明代的“宦祸”

对宦官的恶评是与其“专权乱政”相因应的，许多研究正从其生理缺陷上寻找原因。如山昌岭、张安福《宦官专权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在分析“宦官专权必然性”时说：“(宦官专权的）原动力来自宦官特殊的心理机制，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心理变态”。作者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认定宦官心理的变态来自“阉割焦虑”，以致形成“畸形的人格”；又引用“现代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宦官的自卑情结必然促使他追求“过度补偿”。

心理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必有严谨的方法。而许多针对宦官心理的“分析”，既不拿一个“病人”细加“诊断”，也不提供一个群体（各个阶层的、“好”或“坏”的宦官）作量的保证，辄径开出“变态”的脉方。鲁迅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坟·寡妇主义》）文学家言尽可恣笔张大，而学术则不可不谨严。在讨论宦官“变态”问题时，不应忘记此类人中亦有以“我形虽废，自有不废者存”的，宦官中并非没有“珠玑”（刘宝石《明代宦官中的珠玑》）；“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都是恶劣的”（赵兴元《从明代成化年间宦官的活动看宦官评价》）。

对宦官的评价，在话语上常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变态”与否，在研究中也颇有因人而异的倾向，比如从来就没人说郑和“变态”“焦虑”的。但研究者不能不注意到，在朝代的前期，政治较清明时，宦官多贤，至末世，则贤者尤难得。至此，心理学似乎失效了。作为一个群体，宦官的行为也是逃不脱社会的特定规范和影响的，并不简单是个心理问题。

明清易鼎未久，即有“明不亡流贼，亡于宦官”之说；更有人将明朝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对明代“宦祸”的评价，王天有认为：明朝268年，宦官“专权”不过20几年时间，将明代政治概指为“宦官政治”或“特务政治”，显然是不合适的。（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