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杀虫剂门”爆发后，一些印度教团体，如“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利用舆论大肆渲染，对于可口可乐的杀虫剂“超标”添油加醋，而对于其实所有食品、饮料都有类似问题则只字不提，甚至虚构各种绘声绘色的“可乐害人”传说，在这种狂热氛围驱使下，人们上街砸可乐瓶，甚至围攻替可口可乐代言的板球、曲棍球明星和电影明星，斥责他们为“民族罪人”。

在肯德基落户印度的早期，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更是传得沸反盈天，如肯德基食物中有苍蝇、肯德基炸鸡块所用的鸡被“虐待”，一些班加罗尔农民在激进民族主义组织的唆使下，于1996年捣毁了当地的肯德基分店，而著名的“印度义理主义组织”国民自愿服务团，更连续多年专门选择肯德基营业状况最好的2月14日“情人节”，举行游行，甚至干脆打碎肯德基和其它“非印度餐厅”的窗户。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可口可乐和肯德基只能选择忍痛“止损”，可口可乐曾就此总结道，十几亿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看似诱人的市场前景，倘若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适宜的市场氛围，最终只能是一钱不值。

随着印度“西化”的中产阶级崛起，可口可乐和肯德基重返印度，但它们只能在“精英的印度”获得一席之地，而近10亿印度贫民对这些国际品牌而言，其实仍然相距遥远。(作者系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