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日本政府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工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因失业而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失地后再失业的后果，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再看看我们的用工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亲商”，往往故意偏袒资方，致使一些保护劳工的政策常常流于形式。农民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对待，也常常求诉无门，部分人只好转而采取过激行为维权。

第五，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而我们的农民工子女，要么选择独守家园在原籍读书，要么选择在教学质量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学，但学费仍然较高，且中考、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每年也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为什么20年过去，日本能够成功完成“农民工”转型，而我们却问题较多？也许由于具体国情不同，日本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搬，但分析其中的转型过程，其中的一些制度颇能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