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提交《关于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建议》。在《建议》中，傅企平提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3月14日《新京报》）

实行干部问责，旨在鞭策和监督官员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当我们尚对解振华、张文康、孟学农等人被问责而拍手称快的时候，一则题为《看看复出的“问题”官员哪个更给力？》的网贴，如当头棒喝一般将我们敲醒！从网贴中列出的17名问责官员复出后任职情况看，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里的被问责官员不但早已悄然复出，有些的职位甚至不降反升。人们惊呼，官员违法犯错成本几乎为零！

2010年9月8日平顶山矿难事件死亡76人、受伤14人，市长李恩东引咎辞职，而在同年11月16日，李恩东出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仍为正厅级。当被公众质疑时，有关部门也仅以符合问责流程搪塞群众，给人的感觉是，复职是必须的，而解释则属多余。这不由让人感觉问责只是一个形式，只是为了在当时平民愤，事情过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走了过场，官复原职。老百姓就像是“狼来了”里的村民，在一次次的受骗后，慢慢的失去信任。

问责的形式多是官员引咎辞职，而重点在于引咎，引咎在于自我追究责任。我们不是要把犯错官员一棒子打死，只是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反思自己的过错，在以后的工作中做的更好！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称官员为公仆，言为人民服务，今者，口称“为人民服务”的许多“公仆”，对于“造门面”的“政绩”颇费心思，而职责所在的诸事却不作为，应该做的服务工作在部门之间互相推诿，以不作为当作作为，这又岂是“问责”二字足以尽之？老百姓希望的不是官员的问责，官员的辞职，说白了也就是要诸位官员好好工作，为民做事罢了，问责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这次傅企平的建议有两个亮点，一是要公开，二是要细化。事件全程即时公开，正是要找回政府的公信力；而细化则是要加强问责的监督和执行力。我国自古就有官员问责一说，更有像晋国李离引咎自杀的事情。希望问责机制在我们这一代走向成熟，走向春天。除了问责，官员也应经常自省、自我问责，不要等到老百姓的利益受损了再来“问责”。这样就算“问”掉了头上“乌纱”，也无法挽回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