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公务员为689.4万人（未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3972.5万人。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2010年我国的“官民比”应为1：194.3。（3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一直以来，“官民比”似乎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前些年，有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我们的官民比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随后，人事部相关负责人出面辟谣，称1：26是把事业单位人员计算在内，真实的官民比应为1:197。如今，2010年公务员总数公布后，又有媒体迅速作出反应，计算出“194人养一名公务员”的结论，再度引发新一轮对“官民比”的关注。

其实，“官民比”是一个伪命题。首先，“官”的概念就很难界定，究竟是单指公务员队伍，还是所有国家财政供养人员，存在争议。实际上，教育、卫生、农业等事业单位人员才是财政供养的大头，但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而成为政府公共服务产品的制造者。其次，不同发展时期的政府“官民比”不具有可比性。从国际上看，政府提供给公众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就越发达，在公共服务领域就职服务的人员数量也就越多。按照国家财政供养人数和人口总量的比值计算，加拿大为1：9.8，法国为1：12.7，德国为1：13.7，都远远高于我国，难道就能因此说明这些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诚然，近年来一些地方曝出“某县级市10个副市长”、“某农业厅7个正厅12个副厅”以及吃空饷等事件，引发人们对于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职位数超编的担忧，从而希冀通过“官民比”对我国公务员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有一个大致判断。但是，盯住官民比是瞄错了靶子，与其纠结于此，倒不如好好关注一下行政绩效。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规模大小没有一定标准，关键在于要保证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依据学者弗莱恩的观点和看法，公共部门对公民至少在三个方面的事情上负主要责任：一是政府的支出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并按照正当程序支出；二是资源必须有效率地利用；三是资源利用必须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抛开行政绩效来看官民比，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并不任何实质意义。我们不知道数字背后“官”配备是否物有所值，是否对得起纳税人的公帑？

政府的“规模”究竟应保持多大才算合适，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曾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这样的标准，一是政府的规模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是否相适应；二是同等规模的政府是否提供了充分完备的公共服务。这也是对行政绩效的生动诠释。在现代社会，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舵手”，这就要求政府“花费更少、做得更好”，从内部管理上挖潜，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财政资源。

就此而言，加快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提高人员素质和能力，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才是公众对于政府的期待所在。各地各部门应在探索行政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加强过程透明和信息公开，把政府在各方面的业绩情况作出全面、科学的描述并公布于众，帮助广大群众了解、监督和参与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