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3日，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三公”账本。其中，广州城管局“见识最广”，一年内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欧、英国、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地考察学习。该局2010年共20人出国，平均费用达到5.7万元每人次。（7月4日 南方日报）

城管出国最勤，费用最高，公众感到有点惊讶，也觉得有点可笑。不是说城管不能公款出国，只是人们不明白，城管只有国内才有，外国连个对口接待单位都没有，城管有必要那么频繁地出国考察学习吗？又能学习到点什么呢？

对此，广州城管没有详加解释，所以公众对于考察的内容，学习的成效，都无从掌握，无法给出客观的判断。但这无法阻隔公众去猜测。人们怀疑，这些出国活动中，有多少是真正的考察学习，又有多少是出国旅游，或在考察中夹带着旅游？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像这样借考察为名，行旅游之实的例子比比皆是，不用划拉就一大堆。比如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广东肇庆、广州海事法院等地的公款出国旅游事件，大都如此。

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而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中央行政单位“三公经费”去年支出合计93.64亿元，比前年减少1.06亿元，但出国（境）经费（19.77亿元）却增加了2.04亿元。公款出国（境）过多过滥，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公众对此诟病很多。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各种措施进行治理。2010年，中纪委印发文件，规定公款出国游花费全得退赔，组织者情节严重开除党籍。各地也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出台。但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情况并没有明显得到遏制，相关的案例不时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

公款出国（境）旅游屡禁不止，除了制度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的审批和监督不严格。今年4月，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借考察之名“公费旅游”，引起舆论关注。按照当地规定，如果公务人员出市开会，必须要向区政府汇报；公务人员出省必须要向区政府报批。宝塔区卫生局没有积极汇报，区政府更没有主动监察，以至于媒体曝光后才知道此事。像这种审批走形式，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几乎在每起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案件中都存在。

城管满世界跑，不怪他们腿勤快，而在于监管“失足”、失察。城管越“见识最广”，则反证监管“孤陋寡闻”。政策虽严，但至于执行和监管到位才能发挥效力。对于广州城管的出国考察学习，不能只公布次数和钱数，更要向外界说明出国的必要性和成效在哪里，让公众评判。同时，有关部门应该进行调查，看看这里面有无变相公款旅游的情况，如果有，不但要对当事人进行惩处，还要追究审批和监管部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