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识产权设立统一的法律环境，已是当务之急。既培养专才，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过度干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既发挥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中国创新，又推动司法改革的双重意义。

6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改革重拳迭出。其中，《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之一，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方向，变为国家层面的具体行动。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现实针对性在于，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已是知识产权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商标第一大国，2011年，中国成为专利申请第一大国。但另一方面，围绕知识产权的纠纷也成倍增长：2009年－2013年，全国地方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一审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就多达10万件。另有统计显示，2013年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中，有近半涉外。其实，在公众的日常经验中，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也非罕见。商标冒用、仿用，学术抄袭等事件，屡见不鲜。

知识产权保护落后于知识产权产出的危害性极大。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力保护的后果，是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均得不到合理估值，这不仅会抑制生产，而且会让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市场的显性规则，从而破坏社会的信用环境和基本秩序。

当下，中国已进入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均需转型升级的新阶段。转型升级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更需要普遍的创新精神的激扬。如果不能让知识产权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不仅创新这一前提条件无法具备，还会鼓励资金等要素资源的错配。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持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处力度，专门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试点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等，都体现了制度上的努力。但实践也表明，其中仍然存在不少漏洞。

比如，民事、行政、刑事的分类，有可能导致从事实认定到审判法度的不一致，而不同地区由于地方利益诉求不一，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和执行也可能大相径庭。宽对本地商品而严对外地产品，很可能是自然选择。

为知识产权设立统一的法律环境，已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刚性的法律制度才能超越地方利益，统一司法标准，才能为知识产权保护设置最明确的标准，划出界线。专门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也是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通行经验。

当然，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专业性高的特征，因此，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于其组成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培养专才，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过度干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既发挥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中国创新，又推动司法改革的双重意义。

本报特约评论员 徐立凡